共同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

王伟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在于用较少的投入产生较大的社会治理效果。以前的社会治理侧重于处突应急能力，未来的社会治理会更多地强调风险防范。

城乡社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更加紧迫。在四川成都等地，当地注重发挥企业在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中的作用，运用商业化模式致力于公益导向的社会服务，是一个很好的创新。还有的地方成立社区基金会，比如由中国社会工作学会执行的“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社区基金，汇聚社区公益资源，也有助于解决社区治理难题、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王伟进：在社会学中，社区共同体概念是基于熟悉的邻里情感、相互信任结成的共同体，其意义在于强调人的责任、参与和行动。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相关体制机制创新。比如广东省广州市发展村居民议事厅，村居民共同决策，让基层议事制度更有用。比如一些地方发展“时间银行”，通过年龄小的志愿者照顾年龄大的老人，等到志愿者自己年龄大时可以通过志愿机制享受相应服务，促进社区层面的自助、互助。这些实践都可以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王伟进：我国传统基层治理非常注重道德教化和居民自助互助，这些智慧依然值得重视。我国历史上基层有自治传统，一些热心的德高望重人士在化解邻里矛盾、教化村民、带领发展公共事业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一些地方出现的乡约制度能够很好地将道德和伦理发展成具有一定约束作用的邻里规范，从而提升基层德治实效。在应对生产生活风险中，基层还发展出了义仓、义学、义庄等群众自助互助组织，探索了基层自治的实现形式。这些智慧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些社区治理的国际经验也值得借鉴。一些国家重视党政机构与基层社区的联系。比如新加坡建立执政党、政府与社区的常态化联系机制，以便听取社区声音、发展社区服务、提升社区凝聚力。一些国家注重购买面向社区养老、托幼等社会服务，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服务、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还有一些国家注重发挥业主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比如美国的各类社区协会是住宅管理组织，在促使居民遵守法律与社区准则、调解和解决社区内部矛盾、收取和筹集物业费用、提供环卫绿化等服务、培育社区认同与社区意识等社区治理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