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韧性社区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近年来，韧性城市建设备受关注，提高城市韧性、增强抗风险能力，正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管理的重大课题。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疫情防控、应急管理、灾后恢复等的重要阵地，因此，构建韧性社区是建设韧性城市的有效途径。

韧性城市建设是一项多主体、多领域共建的系统工程。上周，我们从新冠肺炎疫情严防严控的角度，深入探讨如何夯实城市社区治理；本期《锦观智库》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他从“微网格”治理体系搭建、科技赋能智慧社区建设、老旧社区改造补城市治理短板等视角，为成都韧性社区建设建言献策，进一步拓展了韧性城市建设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应该说，成都的“微网格”建设已推进了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将这个模式总结为“社区建设”，并坚持以此替代社会工作领域经常表示的“社区营造”概念。实际上，只有将社区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使其丰富基层“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完成社区的现代化转型，将原有以传统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治理模式，转变为以半熟人半陌生人社区为基础的现代治理模式。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一方面要解决社区的实体化与边界化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居民自治资源的激活问题。只有将这两个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最终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人人尽责的治理共同体。在社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以党组织领导的社区建设，可以尽快补足社区转型所需要的基本治理功能，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对于基层治理人员来说，尤其是对基层政府的治理人员和社区干部来说，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重视建设常态化治理与应急化治理的相互转化机制，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时期，更应灵活设计区别高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和低风险地区的治理转化机制；第二，要培育、扶持不同类型的专业志愿队伍，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社区建设与治理渠道的畅通相结合，开发社区内外的专业志愿服务资源；第三，要从居民的需求侧结构性变化出发，设计常态化与应急化需要的治理供给结构；第四，要将社区的基层政府治理、社区治理与市场化资源密切结合，满足居民的日常需要与应急需要，积极开发社区自治资源，合理发展市场资源，依法使用政府资源，并在开源节流中降低治理成本。

传统社区与现代社区的重大区别在于人口趋于定居化还是趋于迁居化。在传统社区，定居化易于形成基于血缘的家族关系，也易于形成基于人口同质化的地缘关系，更易于形成稳定的业缘关系。在现代迁居化社会，很难形成稳定的社区性血缘关系和社区性同质化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而易于生成市场化与契约化的异质性变动性社会关系。社区的人口不但长期处于流动状态，而且缺少对社区的稳定认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超大城市的社区治理，就需要借助智慧社区建设，补足从传统社区转变为现代社区的居民服务需要。

智慧社区不可能仅在某个具体的社区层面建成，而只能依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形塑我们赖以生存的超大城市所统领的智慧社区体系。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的功能区结构决定了城市的交通结构与人口居住结构，惟有信息采集技术的智能化升级，才能在人口的时空分布与结构变动中精准满足社区的服务需求。很多专家基于社区结构的划时代变化而将其定位为“未来社区”建设，这是极具时代意义的符号化概括。

在智慧社区或未来社区建设中，每一个具体社区的人口信息，只有与成都的市级人口信息库相对接，才能打破信息茧房，在市级层面设计社区的市场功能需求与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提升不同类型人口群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当然，社区智能化水平越高，人口信息的隐私性和安全性保护级别也会随之而升高。智能化的信息收集能力与智能化的信息保护能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在智慧社区或未来社区的建设中，我长期倡导的一个原则是：既要维护社会的安全性、秩序性，也要保护个人或家庭的隐私与安全。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划清“雪亮工程”的边界，防止私域的透明化。否则，智慧社区建设就存在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当然，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貌似智慧治理的“不智慧”问题，即展板和平台数据的失真问题。在某个具体时点，看起来展示的是大的数据，但却不是切合现实的“大数据”，而是人造的数据，是过期的数据，或者质量不高的数据，这是智慧城市和智慧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只有克服此问题，智慧城市的智慧治理才能真正具有示范意义。

在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原来的城市中心区，往往会形成大面积的老旧小区。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建筑物，都会因为天长日久而趋于老化，不仅破旧，而且危险，成为城市改造与翻新的对象。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的主要问题在于：

第一，老旧小区周边区域的产业，或已经搬迁，或趋于淘汰，这就需要将公共财政的投入与居民自身的投入密切结合，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提升社区建设的民间活力。

第二，城市老旧小区的居民，往往具有集体性城市历史记忆，有共同的生活履历，从而建构起了对过往生活的话语体系。这使那些老年居民不愿离开其怀揣乡土情结的特殊地域，不愿隔断其既已形成的生活联结纽带。所以，政府部门和企业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要充分照顾老旧小区居民的乡愁情绪，将搬迁与回迁、将历史文化再现与现代生活方式引领、将社区现代元素与社区历史传统等相结合，在尊重居民主体的选择中有序推进改造工程。

第三，城市老旧小区的改造，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统筹协调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产权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居民自治组织等共同推进改造工程。最好搭建起全民参与的议事平台，利用“互联网+共建共治共享”等线上线下手段集思广益，形成事前充分征求意见，事中积极优化升级，事后不断协调的机制，充分提升治理能力，消除各类矛盾。

成都是一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形象，不仅体现在地标建筑与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上，还应体现在其是否能够引领未来的城市发展价值及其对新移民的包容发展上。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后，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在从生存性向发展性转型。社区建设的人本化、低碳化、智慧化等，都体现着现代社区的基本特质。未来的公园社区，我觉得应该在以下方面体现出现代城市的示范特质：

第一是居住小区的公园性美化。这需要在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达成一致，将收益的一个固定比例长期用于人居环境的绿化；第二是社区环境的公园性美化。社区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必须由市级、区级、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委）统一规划。有没有统一规划、有没有持之以恒的努力，决定着未来公园社区的建设成效。很多发达国家的社区公园化建设，都是在规划引领下逐步完成的。城乡结合部的公园性美化、道路周边的公园性美化、口袋公园的公园性美化，与十分钟或十五分钟步行圈的公园美化一样，形成市民现代生活的必需品；第三是城市企业或社会组织场所的公园性美化。企业是生态文明建设与低碳发展的主体，只有将企业的利润增幅与生态红利统一于一体，才能在增强其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使其转变为现代企业；第四要充分利用城市拆迁腾退地、边角地、废弃地及闲置地等实施景观优化工程。

总之，成都全面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既要保护历史元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保护生态、消除喧嚣，从而在钢筋水泥的大厦构造中彰显出人文与绿色，形成居民美好的城市记忆。